主題演講

演講人:黃宗慧   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講 題:不可能悅納(寄生)蟲?動物倫理的重重/蟲蟲危機

主持人:蔡振興   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

不可能悅納(寄生)蟲?動物倫理的重重/蟲蟲危機

黃宗慧

 

當動物研究者在探討倫理議題時,經常會援引德希達所謂悅納異己(hospitality)的觀念,企圖讓動物也被視為需倫理對待的他者,但這樣的訴求同時也經常面臨如下的質疑:當德希達強調容忍(tolerance)並不能算是悅納異己,頂多只是「有條件的悅納異己」(2004: 127-28)時,等於還是以「無條件的悅納異己」(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為目標,那麼難道就算面對(寄生)蟲,我們也必須無條件地接納,即使會因此造成自身的風險、甚至成為宿主?而這樣的質疑也確實經常能引起共鳴,畢竟在實踐上,悅納(寄生)蟲,顯得非常不切實際。先不論無條件的悅納異己是否終究不可能,值得玩味的是,在類似的質疑之中,為何往往是(寄生)蟲會被挑出來用以否定此種可能性?莫非蟲蟲危機真是動物倫理的思考與實踐跨不過的門檻?回顧過去,不難發現面對種種蟲蟲危機,訴諸宗教或科學都可能時而力有未逮。當年達爾文對於姬蜂將卵產在鱗翅目昆蟲的幼蟲體中,以便孵化時可以把宿主當成新鮮食物吃掉的寄生模式難以釋懷,表示這樣的「惡」讓他無法說服自己仁慈良善、無所不能的上帝確實存在(哈思克221);而顯微鏡在十六世紀末出現時,許多生物得以被放大檢視,但因此在顯微鏡下現形的蟲,一開始非但沒有讓人因更了解牠們而不再恐懼,蟲的形象反被連結到龍或蛇等怪獸、害獸,強化了原本對蟲的定見(Coutts 307)。直至今日,面對蟲,不要說悅納異己,對多數人而言,似乎連正眼看待都很困難,於是蟲就繼續以種種恐怖神秘之姿出現在各類媒體中,不論是在災難電影裡被想像化為怪物,或是以真實形象成為行腳節目中駭人的「食物」……,(寄生)蟲到底如何才可能具有可以被辨識、被納入倫理思考的面貌?如果列維納斯所謂的面貌,是某個「需要你、依賴你」的他者所展露的脆弱,是這種權力不對稱——我強,你弱——要求著倫理的回應,使得「我成為你的僕人,你才是主人」(Levinas 171),那麼渺小的蟲為何沒有因其弱,而被視為擁有面貌的他者?還是蟲即使沒有列維納斯口中的面貌,卻非無臉,不過這張擬人化的臉只會繼續引起更多驚惶?今天當我們來到所謂的人類世(Anthropocene),人類為因應自己造成的種種生態困境與危機,已開始不斷重省人與非人的關係,誠如哈洛葳(Donna Haraway) 與艾克曼(Diane Ackerman)均指出的,人體是一個為許多微生物提供了棲地的人類星球,其中的微生物細胞比人類細胞多十倍(Haraway 3;艾克曼 356),而這些微生物甚至可以影響我們的情緒、個性與壽命長短(艾克曼 359),可見人類早已總是與許多的他者一起流變(become with many)(Haraway 4),但(寄生)蟲的存在能否隨這一波的反思,成為那許多中的一個,被帶到我們的眼前呢?而當塞禾(Michel Serres)宣稱:如果寄生意味著住在其他宿主裡面,那麼人們穿著動物皮毛製的衣服就是住在他們所吃的動物身體裡、穿著亞麻與棉布就是住在植物裡,也因此「我們就是寄生蟲,既住在植物裡又住在動物裡」(10),以上的顛覆性思考又能否有助於我們換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寄生)蟲,甚至讓我們幡然醒悟:「看他盛裝打扮,如此高貴;他正顯示,一如過去所顯示的,他穿著宿主乾淨的屍體」(Serres 10)?我們顯然很難樂觀地認為,人蟲之間的鴻溝可以隨著這些論述輕易被解構。

本次演講因此企圖探討,蟲在動物研究中的邊陲位置,是否或如何有助於我們進行更基進的倫理思考,從而讓蟲也有被納入倫理考量的機會。必須說明的是,雖然題目中的(寄生)蟲一詞包含的不只昆蟲,但主要討論的仍以昆蟲為主,也會特別論及擬寄生昆蟲(parasitoid)的行為。選擇以昆蟲為主,而不把也許比昆蟲更邊陲的其他寄生蟲或微生物都囊括進來,是因為就像布朗(Eric C. Brown)所說的,如果要討論的是人與動物關係,把比昆蟲更不複雜的有機體拿來相比,其實意義不大,因為昆蟲再怎麼被視為異類,還是有和人類基本的相似所在,如果超過這個臨界點,恐怕已經不是我們一般要談的動物了(7)。至於討論的方向,則主要分為三部分進行,第一部分除了將以列維納斯的理論思考昆蟲的倫理面貌,也將對比昆蟲如何以擬人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的文化中;第二部分帶入德希達的動物倫理觀,討論諸如動物與人是「共死者」(co-diers [commourans])(Derrida 2011: 263)之說,為何似乎也不能有效扭轉我們視昆蟲生命為無物的傾向,並以藝術家法默(Tessa Farmer)的作品為參照,思考昆蟲不被視為共死者的原因,是否在於其強大的生存本能與生命表現上的「可塑性」(plasticity)讓人將昆蟲想像為人類滅絕之後的「繼任者」?第三節則聚焦於可塑性此主題,指出人類社會既利用並依賴了昆蟲的這種可塑性,是否因此更有倫理責任進一步去理解人與蟲之間的依存關係,並依循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路線,重新去思考「人的智性vs.蟲的本能」這種高低位階的問題所在。透過前三部分對人蟲倫理關係的省思,結語將指出,結合科學與人文的思考途徑,將能為辨識蟲的倫理面貌帶來一線希望。兼具昆蟲生態學家與哲學教授身分的洛克伍(Jeffrey A. Lockwood)曾指出,面對昆蟲,「我們需要科學」(150),但他也強調文化的養成足以改變人蟲關係(170)。透過科學的介入,我們可以學習和大自然保持關係的方式,即使無法像一些愛昆蟲者般視昆蟲為科學上的驚奇(151);而透過人文的思考,我們則可能體認到,昆蟲作為共/赴死者的角色有其被納入倫理政治考量的正當性,又或者能透過如法默那樣的藝術呈現,看見人所投射在昆蟲上的那些侵略性與暴力如何更接近我們自身對自然的掠奪與施虐……。只要我們願意試著去辨識,面對昆蟲這個和我們共存關係最緊密的動物(Brown 5)時,自己那或者恐懼、或者嫌惡又或者輕忽他者的臉,那麼蟲的倫理面貌,也就有了被辨識出來的機會。

黃宗慧_不可能悅納寄生蟲摘要(PDF)